一名人口和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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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竭尽全力、全心全意为民服务
在很多群众的眼中，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专职干部就是一个抓“大肚皮”的“狗腿子”，其实，我们担负着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和优质服务的双重任务。而更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如何为育龄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地服务、如何将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向广大的群众传播，从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行政执法只是对少数违反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的一种制约手段。
20**年，我乡率先在我县实行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管理，推广使用新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进行“三查”。新的《服务证》要求贴夫妻双人照片，为了不影响我乡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确保工作质量。我向亲朋好友借了4000多元钱，自费购买了一套照相器材，逐社逐户地去为老百姓照相。在那段时间里，我白天照相，夜里就住在农户家中，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拉家常，交心谈心，既宣传了政策，了解了民情，又增进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一个多月下来，终于将全乡460多对育龄夫妇的照片全部照完。虽然弄得腰酸背痛，但一想到为全乡广大育龄群众节省了一大笔钱（每对夫妇到最近的像馆仅车费就需12.00元，照相费5.00元，餐费6元，耽误一天的经济损失约40.0元，合计共为全乡育龄群众节省开支约27140元左右）我的心里也感到阵阵欣慰。
我乡傈僳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很多老百姓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有时为了给子女办理上户手续，虽然车费花了好几十元，来来回回的在乡政府、派出所和家里之间奔跑了好几趟，结果还是因为手续不齐或书写内容不规范而办不好。针对这些情况，我在电脑上特意为他们设计制作了《新生婴儿入户证明》、《死亡销户证明》、《分户申请书》等一些证明、文书，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快速的服务，而且还给他们节省了开支，深受群众的欢迎。
我们乡的傈僳族妇女大多不识字，平常时间又不怎么出门，很多育龄夫妇要到县城去做计划生育手术（安环、取环）都找不着路，每对夫妇到计生办开具计划生育免费服务介绍信时，我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给他们讲解到手术单位的路怎样走，有时还要给他们绘制路线图，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他们还不明白就亲自带他们去。
我们乡有位育龄妇女叫贺在英，双目已失明30多年，家住在高山顶上，我了解情况后，亲自将避孕药具送到她手上，并带她到县中医院做了检查，到民政局为她办理了残疾证，每次有救灾救济的钱粮时都要特意多分给她一份。后来她主动提出让我带她去做皮埋，我带她到县城，遇到熟人，他们问我：“小张，带你老丈母逛街吗？”弄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手术后，我又买了水果，食物给她，并将她母女二人送上班车，买了车票，再三叮嘱售票员记得到站叫她们下车。
为了搞好服务，我专门建立了一本“群众来访登记表”，并印制“计划生育便民服务卡”，我还将全乡557对育龄夫妇的《生育报务证》，《结婚证》，《身份证》的号码及发证时间等信息收集到电脑中，并打印成台帐，以便能随时准确无误地为她们提供报务。对每一位到访群众我都清楚地记录好她的住址、到访时间、事由及办理结果，并将便民服务卡交给她。只要他们一打电话给我，无论是上班还是在家休息，我都会及时为他们服务。
为了融洽干群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我时常将一些村社干部、党员及有代表性的社员和他们在县城里读书的子女请到家里做客，他们也毫不见外，他们家里如果有人病了或是要寄放什么东西就都往我家里送。他们能把我家当做自己的家，我感到十分高兴，也鼓舞了我对工作无限的动力和激情。
四、不畏强权暴力，严格依法办案
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行政执法是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容易得罪人，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一件事情。我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8年来，办理计生案件30多例，其间有人用金钱诱惑我，用强权暴力威胁、恐吓我，打击报复我，都丝毫未能动摇我的执法观念。有人对我说：“老子县上、州上、省上都有关系，我在其他地方都办得好的事，不信在你这里就办不好！你娃不就是一个计生专干吗，我看你永远都长不大，弄不好你专干都当不长。”像这样的威胁、恐吓，也是家常便饭。
一次，一个计划外生育的农户来到办公室，要我不追究他违法生育的事实。我不同意，他便将我推在办公室的墙上贴着，将一百元钱强行塞进我的衣袋里，要我通融一下，我愤怒地将钱还给了他，并对他讲解计生政策，经过多次说服教育后，他自觉地来交清了社会抚养费。8年来，在计生工作中，我共拒绝贿赂5起，拒绝贿赂金额16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