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学毕业生报社暑假实习报告
然后我们去他住的房子拿行李。黄老师他们包了个车在我们身后跟着，风雨很大，阿伟把我们带进小巷。我留心身边的环境，黄老师的号码放在手机第一页，随时可以拨出。拐了几个弯，我担心黄老师的车跟丢了。
他的房子是别人遗弃的养猪房，建在矮矮的山坡山，门口长满了草，阴暗潮湿，他轻轻地帮我们打落树枝上的水滴。我被他这个动作感动了。那个房间杂乱无比，没有人会想过这里居然住了人。才站稳，身上被文字叮了好多包，我和智红一直在跳，阿伟抱歉地笑着。让智红陪着他，我称自己想上洗手间，跑到马路上指引黄老师的车子过来，然后告诉他们阿伟的住址。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去拍照。
阿伟的行李不多，几件衣服，风雨很大，他有很多伞，他说这些伞都是他下雨的时候拿别人的。我们打的回南城。阿伟觉得不可思议，在车上他向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他幼年的记忆，他的友谊和对家庭的失望。在一个凉茶店坐了一会，黄老师来了，我们把他安顿在七天酒店，黄老师给阿50块钱零花，阿伟勉强收下了，他说：“很不习惯，感觉自己一下子从乞丐变成了富人。”请智红陪他去吃晚饭，我和黄老师飞奔到办公室写稿子。
晚上，我还在办公室，智红来了，酒店有电话，想起阿伟一张卡片有另一个记者的电话，我电话阿伟要他好好睡觉，不要跟那个记者联系。阿伟答应。8月7日，《卖命少年躲在废弃养猪房》的报道发表了。智红告诉我，阿伟说了，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家，他就要自杀。结果我一起床就自己吓自己：“如果阿伟昨天晚上在酒店自杀了怎么办。”赶紧给他打电话，听到他说话我才踏实下来。上午10点，阿伟的父母从大朗来了，由摄影记者陈奕启老师陪着在酒店下面。然后我们向阿伟袒露身份，开始劝说阿伟见父母。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阿伟丝毫不松动，饿了，黄老师说一起下去吃饭，阿伟说不饿，他要一个人静一静，我说我陪着你。我不敢让他一人呆着，我不敢再刺激他，静静地看电视，一边看他的动作。
没多久，他开始在裤子的口袋里摸索，我问他找什么，他不说话，然后攥着一把折叠刀就往洗手间跑，我吓得赶紧跟着他，他要把洗手间的门锁了，我的心提在嗓子眼里，非常非常害怕，死命抵着门，不能让他锁了，不断地求他别干傻事，我害怕地快哭出来了。僵持了很久，他在里面大口大口地喘气，情绪非常激动，我哀求他，他要是不见父母，现在就可以走，收拾东西随便去哪，绝对没有人会伤害他。可是他就是不肯开门，我喊救命，可是这个酒店的服务员像死光了似的，手机没有在身上，我无计可施。就骗他把我的手卡住了，他把们打开了一点，刀子给我，说他不会自杀了。我求他出来，他不肯，但是他把自己的手也放在门缝里，这样我非常感动。好说歹说，他终于瘫倒在门后，我把他带了出来。然后他找到了那50块钱，下去买了两瓶北京二锅头，喝了大半瓶，我这才有机会叫黄老师他们赶快回来。
喝醉酒的阿伟软软地躺在床上，我们让他先见一下干爹，他很喜欢的干爹，他不置可否，他的干爹来了，阿伟说：“干爹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小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吃了好多苦。他还是不肯见父母,然后沉沉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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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下午5点，阿伟还在睡，他的干爹叫他父母上来。爸爸和妈妈来了之后，阿伟有了反应，应该是醒过来了，他妈妈喂他喝水醒酒，爸爸把他抱起来换一个舒服的姿势。我看这一家，挺正常的，我不知道阿伟为什么要逃离。不管我们怎么逗他，阿伟就是不肯睁开眼睛。他的父母，干爹，父亲的朋友，一个看了我们报道前来劝慰阿伟的热心女孩，一屋子的人逗他开心。最后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眼角流出了泪水。他的妈妈抱着他嚎啕大哭：“你走了的日子，我好想你啊。”我又忍不住泪如泉涌。
接下来仍然是劝慰。我和黄老师知道晚上11点多才离开。
第二天，我送他们登上回家的出租车，阿伟已经答应我以后好好生活，绝对不再自杀。然后我回去写稿，发现自己生病了，还是把近3000字的稿子写完，然后给爸爸打电话，电话接通就忍不住大哭，把爸爸吓得不行。
8月11号，《卖命少年终于回家》见报。总编和站长都说好。我病在家里没上班，王海军站长到办公室问：“周明丽来了没有？这个稿子做得不错，我请她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