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与造梦：俞敏洪的向上生长
为什么我每次去西藏都会感动？因为看到很多藏民穷苦了一辈子，为了一次朝圣甘愿“五体匍匐十万计”，一路磕头磕到拉萨，然后带着无比愉悦的心灵满足离开布达拉宫。上市公司不是宗教机构，很难达到靠信仰支撑的境界，能做到理想感召就已经是极限了。经营新东方这些年来，我不停地向员工们灌输一种价值观和事业理想，我们的理想是不断刷新的，比如近年来我一直以建立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的理想来鼓励新东方员工。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理想主义的实现可以依凭多个载体，比如你可以是非营利机构，你可以是私人化机构。这些年来，新东方的公司属性不断变化，从个体户到合伙制再到股份制，但是对于我来说，从事教育事业的崇高感、使命感、责任感、道德感从未改变。（励志一生 ）直面现实，不再绝望不再痛苦，而是努力、专注地寻求生活与事业的空间，以我们的人文情怀给予中国最广大学生群体以精神的鼓励和人格的培养，新东方的理想主义是建构在对中国教育、中国学生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在我看来，一群人、一个机构，不再自顾自地埋头赶路而是经常性地抬头看蓝天，那就是一种朴素的理想主义。
张翼：独具个性的教学方式，另类风格的教师形象，是新东方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一定意义上说，授课教师是新东方最为珍贵的“核心资产”，但是数以千计的授课教师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是个非常严肃的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会引发或然风险。
俞敏洪：新东方现在有8000多名授课教师，这是新东方的“核心资产”。如此数量庞大的一群知识分子，如何“管束”？首先是在理念与行为层面进行积极引导和道德约束，其次要让大家知道新东方所能承受和宽容的底线所在。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天候监控授课老师的行为，但是职业操守的准则，我们宣贯到所有教师。所谓底线就是动摇不得的“红线”，谁也不能触碰，我必须保证新东方的安全运行。在所有的宽容之下，必须确保新东方系统的经营安全，这就是我绝不妥协的原则。
6年前，新东方一个分校的校长，犯了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事儿发生在现在的话，我肯定会把他送进监狱。当年我没有那么做，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摆脱“哥儿们意气”，出于体恤、宽恕的现实考虑，只是要求他清退了所占用的款项。回望过往的创业史，新东方曾经混乱到了几乎要崩溃的边缘，但是我始终认为那时候我与那帮朋友吵架，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主要是心态的差异、意见的分歧而已。所以那时候的纷争不存在惩罚谁的问题，关键是你要开放胸怀，能够“无限制”宽容他人。但是现在来回想对那位分校校长的处理，我确实太过宽容了。我当年的思想认识还比较“知识分子化”，不像个谙熟法治、善于管治的企业家。我记的很清楚，当年参与处理那位分校校长问题的新东方中层，灰心丧气了两个多月，他们对我的纵容行为感到失望和伤心。“既然你连这样的恶都不能惩罚，那你也就不可能弘扬真正的善，我们觉得跟着你是有危险的”，这就是当年大家对我的批评之词。
现在，我的认识有所改变，我认为，某些道德败坏的行为，如果不进行示范性惩罚的话，机构就会崩溃。我给你举个例子，20xx年，新东方一个分校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通过虚开身份证的方式，侵吞了新东方5、6万元。我们起诉了他，20xx年8月他被判了两年。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只要把钱退了，全都一笔勾销了，但这次我决定严惩不怠。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课以重律的话，很可能会对新东方员工造成误导。新东方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这是我第一次把犯有经济问题的中层送进监狱。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为的是让新东方的管理更加规范化、严肃化、法治化，引导授课教师、经理人阶层真正以专业、职业的心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从西方公司中学来的管理方法。后来在新东方内部会议上，我说所谓的善，是以有能力惩罚恶为前提的，否则，善就是不可持续的。孔子的《论语》讲的都是向善与道德，但是孔子并没有讲如何惩戒恶的行为。很多官员都会背诵《论语》的章节，但是不少人都成了不折不扣的贪官。所以我对肃贪非常支持。没有规矩的话，文化无法真正弘扬，道德也会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