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再见，西安

19xx年12月25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19xx年1月1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两个月后的19xx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1.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www.qz26.com

2.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3.从国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4.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体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5.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国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6.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亲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www.qz26.com

7.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8.“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体，、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胸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19xx年1月8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等切实体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国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国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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