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山雨欲来风满楼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转眼间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谍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耿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象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衡,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⑤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是路程与反路程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但即使是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企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盅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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