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论文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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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即将结束，我也很快将面临“而立之年”的到来。回望走过的人生之路，虽未尝有过冻馁之苦，但不堪回首的种种前尘往事，还是历历在目的，所幸十余年来求索于人文之学的裨益，尚能淡然观之。——那些经历，也许亦可算是曾经“居夷龙场”的哲人阳明先生所谓的“事上磨练”之类罢。这篇论文的撰写，虽是探讨近代佛教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亦寄托了我若干年来的一些文化思考。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华夏的思想学术界发展迅猛，种种“主义”和种种“家”们，层出不穷，为中国乃至世界，开出了不少各自的“济世良方”，颇有庄生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热闹劲儿。我却因自幼习读鲁迅先生的著述，受先生思想的濡染，对于一切过于美好的设想和过于激进的行为，均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因之，对于当代的那些“主义”和“家”们，虽亦偶有涉猎，到底气味不投。——正如已故的太老师任继愈先生所常言的：“觉悟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谋求社会的进步和改善，无论是谁，首先都要面临当下的“群体性无知”，这种无知乃是一种可怕的力量，用佛教的话来讲，就是所谓的“共业”，这种力量 “沛然莫之能御”，任何理想和希望，一旦碰上它，都要被撞个粉碎。这一点，查诸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我们谋求当前存在状况的改善，只有先逐步改变这种群体无知。近代以来，无论是严复所说的“开启民智”，还是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呐喊，皆在于此，这也就是本文所理解的“启蒙”。——一切文化努力，如果不回到这个百年前的起点上，只能是一些花哨好看的空中楼阁罢了。本论文的治学方法，尽量遵循本门自汤用彤先生以来一以贯之所践行的“以历史说明佛教，而非亦佛教说明历史”的理性准则，这一点说容易也不甚容易。——2004年以来，我通过数次学术会议的参加，逐步接触到当前的中国佛教学术界，深感当前国内同行中具有信仰倾向而治斯学者，占了很大比重，也得到了不小的话语权。——对于个人的信仰，我一向是尊重的，但如果带上信仰的前提去治学，这样难免就会有失客观公正。因为宗教学归根结底，是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去研究，这样，必须有批判，有扬弃，才能得出有益的结论。但如果作为信仰者身份，恐怕多数只能对研究对象一味夸赞，甚至对于其中种种有害的神秘主义成分熟视无睹甚至欣然接受，所作的工作只能是一种“神学”，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了。——内学院一系佛教之所以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之所取者，也正是因他们虽是教内身份，却亦具敢于批判，敢于求真的学者情怀。按照惯例，论文的后记，要有“鸣谢”的部分，我自然不能免俗，这里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亲教师”SLD先生，我自从2007年入校以来，得到先生诸多的关怀，通过耳濡目染先生的言传身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人生境界上，三年的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质的提升。先生亦至始至终关心本课题的研究，多次亲笔修改过其中的一些章节，并在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本论文的相关性课题“启蒙思潮与近代佛教”得到了贵州省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并顺利结题；本论文的核心宗旨亦在先生的鼓励下撰写成《理性与正信——略论内学院一系佛学的修学观》一文，获得了2009年中国佛协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征文“莲花奖”；此外还有其他相关几篇论文，亦在先生的推荐下发表在《法音》等国内佛教知名刊物上。总之，先生的诸多关怀和帮助，对我学术和人生历程的意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就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2009年初，自幼无微不至地抚育我成长的祖母寿终辞世，每每思之不禁黯然，唯愿我在学术路途的不断求索，能够些许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于2010年元宵节论文出处(作者):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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