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和钟嵘的楚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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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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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期间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著；不但继续讨论文学的外部规律，而且能深入到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学术思想活跃。此间，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佛学兴盛，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如追求适意、放达、洒脱，即后人所谓“魏晋风度”），而且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才性、有无、言意、形神、虚实等），对文艺理论极具启发和影响。同时人们把风神、风骨、风韵、气韵、神气、通雅博畅等比喻人物风姿之美的词语，用来比喻艺术美，成为文论与美学的术语。文学创作繁荣。诗赋有较大发展（五、七言诗、抒情小赋），更讲究形式美；诸种文体大致齐备，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上这些大大促进了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
五、刘勰、钟嵘楚辞观形成的审美取向。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从审美感觉的角度看，“诗富于声，骚重于色”。同时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
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空间距离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诸、淳朴的。楚辞这主题和题材上的空间距离却于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
刘勰对屈原和楚辞的审美批评，实际是否定和反思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审美超越。在儒家的人生体验中，他们以完善自我德行、实践人生社会价值为超越的；而佛家的禅宗在强调超脱现实人生时，也强调心性的体验，刘勰就是带着这样的人生追求来体验作家作品、体验楚辞的。
相对的，钟嵘的文学批评似乎更接近审美批评，与他“位卑”不为见用的身世遭际有关，同时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而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在对用事与声律的态度上，又表现出他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趣味，从而显示出它极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 牟世金著 上海古籍出版 1987年第1版。
2、《文心雕龙》刘勰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3、《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2版
4、《论刘勰的楚辞学说》戴志均著 学术交流 1991年第1期
5、《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邹红著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98年 第3期
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期间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著；不但继续讨论文学的外部规律，而且能深入到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学术思想活跃。此间，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佛学兴盛，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如追求适意、放达、洒脱，即后人所谓“魏晋风度”），而且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才性、有无、言意、形神、虚实等），对文艺理论极具启发和影响。同时人们把风神、风骨、风韵、气韵、神气、通雅博畅等比喻人物风姿之美的词语，用来比喻艺术美，成为文论与美学的术语。文学创作繁荣。诗赋有较大发展（五、七言诗、抒情小赋），更讲究形式美；诸种文体大致齐备，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上这些大大促进了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
五、刘勰、钟嵘楚辞观形成的审美取向。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从审美感觉的角度看，“诗富于声，骚重于色”。同时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
从美学的角度判断，没有空间距离的文学作品，就审美的效果而言，给予审美者的感受是和诸、淳朴的。楚辞这主题和题材上的空间距离却于审美者以躁动的、不协和的审美心态。
刘勰对屈原和楚辞的审美批评，实际是否定和反思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审美超越。在儒家的人生体验中，他们以完善自我德行、实践人生社会价值为超越的；而佛家的禅宗在强调超脱现实人生时，也强调心性的体验，刘勰就是带着这样的人生追求来体验作家作品、体验楚辞的。
相对的，钟嵘的文学批评似乎更接近审美批评，与他“位卑”不为见用的身世遭际有关，同时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而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在对用事与声律的态度上，又表现出他崇尚自然之美的审美趣味，从而显示出它极高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 牟世金著 上海古籍出版 1987年第1版。
2、《文心雕龙》刘勰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年11月第1版
3、《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2版
4、《论刘勰的楚辞学说》戴志均著 学术交流 1991年第1期
5、《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邹红著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1998年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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