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全文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资本主义转动著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甚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著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著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像是在预言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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