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税收合作的发展趋向
所谓国际税收合作(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又称国际税收协调(international tax coordination)一般是指主权国家的税务当局为消除国际双重征税或制止国际俞漏税而进行的双边或多边的协商或协调。不过,正如本文所和分析并指出的,国际税收合作的未来发展将突破这一传统性的定义,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与外延。
国际税收是各国国家税收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重迭,既涉及到一国的国家主权和税收权益,又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是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化与变更又给予国际税收以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显而易见,对国际税收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不应脱离国际经济政治这一基本背景。对国际税收合作的研讨自然亦不例外,揭示国际税收合作的发展趋向,首先就应对国际经济政治的未来格局作一总括性的界定。依据国际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和当前势态,对国际经济政治的未来发展不难作出以下几点基本判断:
1、各国主权意识依然强劲,并成为主宰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从世界历史的演进看,近四百年来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即是主权国家的不断涌现。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民族独立呼声日趋高涨和国际非殖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少殖民地国家因此而加入了主权国家的行列。进入90年代以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尤使国家主权意识日甚。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强劲的国家主权意识在未来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将继续保持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并表现出相当的差异。与此相适应,协调有关国家不同的税制仍是国际税收合作的重要内容。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国际经济大有集团化、区域化之势,但是在这些集团或区域内,各主权国家仍将以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因此在短期内难以真正实现所谓的“政治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或“税收一体化”。
2、南北差距继续存在,各国经济实力的差异导致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不平衡。在下一世纪,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有明显的增强,但是由于总体上的人口膨胀并未得到有效而又根本的控制,因而其人口产出水平依然有限,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匹敌。如果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方面的速度远远快于发展中国家,故而在技术主导的未来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亦同样处于劣势。虽然个别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采用一些超常规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成功地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和迅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这不足以从总体上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从而亦难以避免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不平衡。这又为国际税收协调提供了契机。
3、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日趋明显,国际间的人员、资本、商品、劳务和信息等的流动愈加自由。市场机制是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根本手段,市场经济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这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环顾一球,没有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走市场经济之路,战后日本的繁荣和西德的复兴更是绝好的例证;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所谓的“经济自由化(economic liberalization)”已普及发展中世界,在此方面中国是公认的典范;独联体和东欧也正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由此足见,廿一世纪将是市场经济的全盛时期。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交易秩序的规范性和相对优势的互补性。其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相对优势的互补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因此无法想象,在市场经济全盛期,一个倡导市场作用的国家会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市场成为联系各国经济的共同纽带,在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人员、资本、商品、劳务和信息等将会得到更充分的流动,这势必带来国际税收关系的复杂化,从而对国际税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
4、税收收入继续充当政府主要财源,税收政策仍是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由军事干预职能、行政管理职能向社会福利职能和经济调控职能的扩展,政府支出呈不断膨胀之势。“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法则”已为举世公认,在这一法则的作用下,公共支出的发展趋向依然是有增无减。随着冷战的结束,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重点是应付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侧重于构建基础设施(intrastructure)。鉴于举借公债和赤字筹资对市场机制的种种扭曲,诸如导致利率偏高和通货膨胀等,各国政府势必将税收作为当家财源。事实上,各种税收收入已成为各国财政的主要收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皆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