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宅院和晋商文化财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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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宅院和晋商文化财富故事你想知道孔祥熙宅院和晋商文化的财富故事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xx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
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比邻而居”的晋商集团
清咸丰三年，公元18xx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19xx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豪宅反映的“晋商文化”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xx年到公元15xx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