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和完善我国反避税工作

    近年来,在税务总局领导和指导下，我国反避税工作在各省市特别是在沿海地区相继稳步展开并取得长足的进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资料反映，1995 年至20xx年转让定价调整入库税款共26.30亿元，仅20xx年转让定价调整入库税款就高达4.6亿元，是十年前的15倍多，被调查的企业户数也逐年增加。20xx年与日本税务机关正式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反避税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认为，我国反避税工作成效与目前企业避税的严峻状况比较，只是冰山一角，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破解，主要有：

    1.反避税法律体系有待完善

    （1）转让定价有关法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我国反避税的重点是转让定价，但是由于相关内容比较简单、抽象，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难于操作的地方。如关联企业的认定，它是反避税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下，企业投资参股和控股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层级关系复杂，仅依征管法等有关关联企业的定义，税务部门难于进行确认，如我市曾对一跨国电信公司进行转让定价调查，发现仅关联企业界定的问题已非常复杂，需要多次向境外有关部门查询取证。

    （2）税收制度不完善制约反避税工作的开展。开展反避税工作除有独立的反避税法规和操作规程外，清晰明确的税收制度是开展反避税的根本，如果征税项目、征税权限等都不能确定，就谈对转让定价的调整。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有不少税收政策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如现行税法对无形资产和提供劳务的征税界定不明确，被涉外企业利用进行避税，税务部门也难于进行合理调整。如我市某大型工业企业引进技术，企业认为是委托外方境外提供开发劳务，不涉及所得税和营业税。

    （3）缺少相关罚则，反避税工作缺乏震慑性。对关联企业间不合理转让定价,现行税法只赋予税务机关可以合理调整的权限，而未制定相应的罚则。面对如此低的避税成本，对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外商来说，税款能避则避。同时，由于转让定价调整只能在事后进行，其调查的难度和成本决定了税务部门不能大面积对企业进行审计和调整。难怪关心税务部门反避税情况的企业少，主动申请预约定价的企业更少，长此下去，我国将成为涉外企业避税的天堂。

    （4）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等反避税法规仍然空白。目前，我国反避税主要集中在转让定价,所以只对转让定价避税进行了专门立法。针对资本弱化、滥用税收协定和避税地等反避税法律还有待制定，而这些避税的行为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取得许多的经验。经调查，我国企业资本弱化避税的问题也日显严重，已引起国家税务总局和各省市税务部门的关注。因此，有必要加快立法步伐，限定股本负债特别是关联投资负债比例水平，限制利息费用列入成本，以打击避税行为；另外，滥用税收协定避税在国际上也十分普遍，一些国家国内法以及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都有反滥用税收协定条款。由于我国征管力度不强，对适用税收协定预提税率的境外企业情况掌握不够，加上没有反滥用税收协定法规，所以反滥用税收协定避税在我国是空白。

    2.反避税管理工作力度有待加强

    (1)反避税认识不足，难以形成反避税合力。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经济发展一定程度还依赖外资企业，一些地区只重视吸引外资，不重视对外资企业避税的管理，总担心对企业开展反避税会影响投资环境，而地方政府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税务部门对反避税工作的管理。另外，反避税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往往让基层税务机关望而却步，因为一个跨国公司的反避税案从立案、调查、谈判到结案，不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而且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堪称一项大工程，没有两三年都结不了案，一些甚至半途而废，毫无结果，成本与效益比较，一些税务部门不想做，也不敢做，这也我国反避税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

    (2)反避税专业人员匮乏，反避税工作举步维艰。反避税工作不同于征收、稽查、审计，它是税务机关与拥有精通中外财税业务高级人才并富有全球避税经验的跨国企业的博弈，需要一批具备懂国际经贸、中外财税、信息技术、外语以及反避税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才能迎接挑战。据统计，目前全国从事反避税管理工作的人员库有1000多人，但按税务总局的要求，全国真正具备上述素质的反避税专才屈指可数。反避税专业人员匮乏是我国反避税局面难于打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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